文朴再次拜访服装公司老板,本想为白天杨学安对资本家的尖锐言辞做些缓和,却意外得知这位老板与肇远相熟。对方聊起肇远时充满敬意,说他虽被外界误解,但在熟人眼中却是位有文化、有胸怀的爱国者,从不摆官架子。老板还无意间提到,肇远与文朴在思想上有不少相通之处。
与此同时,易弋被迫搬出公司宿舍,住进一间狭小简陋的格子楼。房间仅容一床,条件艰苦,但她仍坚持画画和裁剪。曾经的客户周老板知晓她失去经济来源,不时介绍些客人来找她做衣服。大家都对易弋的手艺赞不绝口,纷纷请她定制衣裳。

文朴受上级委托探望资产阶级改造对象,来到易弋住处,惊讶地发现她居住环境极其狭窄,连一张像样的桌椅都没有。他注意到桌上有几本书和咖啡,这时同住的右派分子周云清厉声指责易弋还在喝咖啡,生活方式未能“进步”。文朴为避免易弋难堪,随即表示自己平时也喝咖啡。周云清立刻改口,称领导工作繁忙,喝咖啡是为提神。
文朴稍作关心后便告辞离开。而周云清却偷偷翻看易弋的日记,发现其中流露消极情绪,便严厉质问她的思想问题,逼她主动自首,否则将举报她。周云清实为肇远的亲妹妹,因兄长失踪且名声受损,她急于与之划清界限,对嫂子易弋也格外苛刻。易弋担忧事态扩大,只得携日记前往领导处交代。
日记内容不过是对丈夫的思念与现实困境的感慨,却被某些人指责为“资产阶级情调”。经验丰富的文朴坚持认为私人日记难免有些情绪宣泄,不应上纲上线。因他的公正表态,易弋仅被要求写检讨,未遭更严厉的处分。

易弋因胃病发作,在阴冷潮湿的小屋中虚弱地蜷缩在床上。有朋友劝她回老家或投奔亲戚,都被她坚定拒绝。她决心留在上海,等待心爱之人归来,别无他念。
另一方面,文朴的朋友见他一直单身,便介绍了一位女子与他相识。对方外表尚可,但在共进晚餐时,文朴发觉她虚荣浅薄,两人话不投机,他并未对这段缘分产生兴趣。